本文作者为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
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，去年4月7日是令人难忘的日子，美国“对等关税”的冲击引发投资者认知上的重大分歧，复盘后发现这一分歧对2025年全年的投资业绩分化是决定性的。又来到了4月7日，“中东冲突”还在继续，认知分歧再一次摆在了大家的面前。共识形成尚需时日，大致可以判断，这又将成为决定2026年资产配置的胜负手。
一、市场回顾：震荡中谨慎情绪浓厚
上周大类资产走势分化显著。权益类资产震荡，部分商品和债券等避险品种录得正收益，整体呈现“避险升、风险降”的格局。A股行业涨跌幅则更为明显，市场整体处于弱势震荡。
资产走势背后的成因大致如下：一是中东危机冲击持续，但市场交易停战预期开始增强。地缘冲突未完全平息导致油价波动加剧，市场不确定性推高避险需求，资金从高风险资产撤离，转向债券、黄金等安全资产，直接导致大类资产分化与A股周期性板块承压。二是石油冲击对产业产业链影响开始显现。在震荡市中，避险情绪仍浓厚，市场处在十字路口。油价传导至下游制造、运输及消费链，叠加全球经济复苏预期不稳，进一步放大行业分化，投资者倾向于观望，短期难改谨慎格局。
二、认知分歧的成因
去年的分歧是全局性认知的不同，这包括对全球秩序重塑过程中主导力量的确认、对资产重估中政府对金融风险外部性不同以往举措的逐步接受、对叙事交易在新兴产业行情中角色扮演的理解，以及科技金融时代ETF关注度不断提升。2026年的分歧应该是局部认知的不同，落实到投资上，去年是配置方向的不一致，今年大概率是配置结构和节奏的分野。
二者也有共同点，去年4月7日前后考验择时的能力，今年的择时同样重要。重要在哪里呢？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清明之后大家敢不敢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呢？去年大家最终取得了共识，区别在于知和行在时间上的不同。我们希望今年大家尽快取得共识，取得共识之前，需要先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分歧。
认知分歧的产生，本质上是思维方式、信息获取与逻辑推演出现偏差的结果，其中立场先行引发的系列问题，是分歧难以调和的关键。结合认知科学与现实语境，其核心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。
1、分歧之一：快思考的泛滥与慢思考的缺位
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在其研究中明确提出，人类思维存在“快”“慢”两种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，这一划分恰恰揭示了认知分歧的重要根源。快思考是一种直觉性、自动化的思维反应，无需耗费过多认知资源，多受情绪、经验驱动，反应迅速却易陷入片面；慢思考则是理性化、审慎化的思维过程，需要主动调动逻辑推演、事实核查等能力，耗时费力却能最大程度保证判断的客观性与全面性。
立场先行的核心问题，就在于过度依赖快思考、完全摒弃慢思考——用情绪替代理性，用直觉替代论证，将预设的立场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，而忽略了对事实的严谨审视和对逻辑的细致梳理。这种思维模式下，判断易流于表面，进而引发认知上的偏差与分歧。
2、分歧之二：信息茧房的桎梏与廉价正义感的裹挟
自媒体时代的算法逻辑，正在不断加剧认知分歧的固化。算法基于用户的偏好标签，持续推送符合其既有认知的信息与观点，久而久之，个体便会被包裹在一个由相似声音构成的“信息茧房”之中，形成“全世界都与我同向”的认知错觉。这种封闭的信息环境，不仅剥夺了个体接触多元观点的机会，更会催生一种虚幻的自我认同——认为自身立场绝对正确，进而降低对异见者的包容度，加剧认知对立。
从心理学视角来看，网络语境中的快速“站队”，本质上是个体寻求群体归属感与道德优越感的捷径。这种无需付出任何认知成本的“廉价正义感”，无需探究事实真相、无需梳理逻辑链条，只需简单附和既定立场、加入情绪性的声讨或赞美，便能获得群体的认同。在此背景下，对错的判断让位于立场的表达，理性讨论的空间被极端情绪不断挤压，认知分歧也随之愈发尖锐。
3、分歧之三：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与认知闭环的固化
从逻辑层面而言，立场先行的本质，是颠倒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正确路径，进而陷入循环论证的认知陷阱。正常的认知逻辑应当是：先观察客观事实，再系统分析各类信息，进而形成理性判断，最终得出合理结论——这是一个“从事实到结论”的正向推演过程。
而立场先行的认知路径恰恰相反：先预设立场，再刻意筛选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、摒弃相悖的内容，进而不断强化自身的固有判断。这种思维模式常常陷入“因为我相信，所以它是正确的；因为它是正确的，所以我更相信”的循环论证，拒绝接受外部客观标准的检验，其所谓的“正确性”，依赖于自身的预设而非事实依据，在逻辑上站不住脚，会导致认知分歧的持续存在与深化。
三、如何快速形成共识——回归第一性原理
十字路口的市场需要尽早达成共识，否则对大家来讲都是靡费时日。如何达成分歧呢？我们需要回归第一性原理，在分析问题时，尝试剥离所有预设的立场和假设，回归到最基本的事实和逻辑起点。
1、战争分析的第一性原理：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伸博弈
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不考虑各类战术地表象与立场预设，战争的核心本质仍是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所言“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”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对伊相关军事对峙，我认为是相对典型的“一次性”战争行为，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核心政治目标密切相关。特朗普的军事动作并非长期战略布局，而是为了在大选前塑造强硬形象、争取选民支持，本质是服务于短期政治诉求的一次性博弈。
从周期与约束视角来看，这种一次性战争受大选政治目标约束，一旦达到竞选造势效果，便会主动控制冲突规模，避免陷入长期战争消耗。军事行动的强度、范围均以不影响大选支持率为前提，而非追求单纯的军事胜利，这也印证了战争的本质——所有军事动作都是政治目标的具象化，特朗普的一次性战争选择，是政治诉求与短期利益权衡的结果，也是战争第一性原理在当下的具体体现。
2、政治家行为的第一性原理：目标、领导者与财政约束的动态平衡
解析政治家行为的第一性原理，核心在于把握“目标—自身偏好—广义财力约束”的动态博弈，这也是分析2026年特朗普政府行为及伊朗决策的核心逻辑。借鉴制度经济学“超级企业”模型，特朗普作为领导者，其行为不仅受大选获胜这一核心目标驱动，还需兼顾自身强硬派偏好，更要受制于广义财力约束这一根本性变量的约束。
具体而言，就是通胀高企会侵蚀选民福利、高额军费开支会加剧财政赤字、股市波动会影响经济信心，这些均构成特朗普决策的重要制约因素。伊朗的决策逻辑则更侧重财力的客观约束，长期制裁与冲突消耗已让其财政承压，无力承担全面战争的高昂成本。“战斗打的是钱粮”，这一基本逻辑决定了双方的博弈边界：特朗普需在目标、偏好与广义财力间反复权衡，伊朗则受限于客观财力难以主动升级冲突，最终二者“和”的概率远大于“战”，都是各自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。
3、冲突博弈的第一性原理：美伊“胆小鬼博弈”中的约束与权衡
托马斯·谢林的冲突博弈是分析国际冲突的基础框架，其核心是“胆小鬼博弈”。其基本内容为：双方高速对峙、相互施压，最先退让者为“胆小鬼”，双方均不让步则会两败俱伤。其本质是一场承担风险的竞赛，核心在于“威胁—承诺—任责”的可信度博弈，即通过约束自身选择权让威胁或承诺更具说服力。运用该框架分析美伊冲突，冲突走向始终受双方可信度与自身约束条件的制约，这与财政约束决定政策走向的逻辑高度一致。
从约束视角来看，美国的“任责”因最后期限多次推迟而可信度不足，其核心约束在于发动全面打击将引发油价飙升、重创自身经济，且高额军费会加剧财政负担；伊朗的“任责”更为坚决，却受限于客观财力，无力承受基础设施被全面摧毁的代价。综合来看，一个季度后最可能形成“长期低烈度对抗”的僵局，是双方在各自约束下权衡后的理性选择，既无法彻底取胜，也不愿承担全面冲突的高昂成本。
四、共识达成之前的策略
在事实落地、共识形成前，分歧难以调和，第一性原理的应用也受限于信息壁垒，此时应遵循“以周期为纲、以盈利为锚”的逻辑，聚焦无立场共识，优先布局核心方向。
首先，明确战争属于外生变量，无法主导长期趋势，经济周期的内在力量才是根本，因此应关注科技扩张这一核心动能，契合产业升级的中周期主线。
其次，石油冲击并非单纯的成本扰动，而是加速技术分化的催化剂，需把握技术迭代中的结构性机会。
再者，成本冲击改变流动性释放节奏、推高物价，虽对收益形成现实冲击，但PPI同比回升有望逐步改善企业盈利，利好权益资产。
最后，外部冲击未改变中国资产重估趋势，数据显示，外资主动资金回流印证中国资产的确定性价值，需坚定布局。
整体策略核心是抛开立场分歧，锚定周期规律与盈利逻辑，在扰动中把握确定性布局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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